案号：（2026）X刑初字第215号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
2026年7月，公安机关依托大数据溯源技术，侦破一起网络涉未成年涉黄引流案件，抓获涉案人员王某（化名，男，31岁，自由职业）。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认定，2026年1月至6月期间，王某通过多个社交账号，频繁添加未成年女性好友，通过红包、礼物诱惑，诱导多名未成年人从事卖淫活动，其中包含一名未满14周岁幼女，侦查机关以王某“多次、多名引诱未成年人卖淫”，认定案件情节严重，涉嫌引诱幼女卖淫罪，移送审查起诉。
公诉机关经审查后，沿用侦查机关的认定逻辑，认为王某长期作案、多次引流、涉案人数多，属于法定情节严重情形，直接出具有期徒刑八年的重磅量刑建议，远超基础量刑标准。按照该量刑结果，王某将面临长期牢狱之灾，终身背负重罪案底，彻底丧失就业、社交、创业的全部机会，人生彻底陷入困境。
律师介入详细核查案件细节后，发现本案存在严重的情节认定错误，侦查及公诉机关夸大了案件涉案程度，错误叠加加重情节。真实案情为：王某确实存在网络搭讪、诱导未成年人的行为，但所谓“多次、多名作案”，大多为同一时间段的重复聊天、无效沟通，并未形成实质性引诱行为。其中，仅有一名未满14周岁幼女存在单次有效沟通，且未促成交易、未获利；其余多名未成年沟通记录，均为无意义闲聊、未提及兼职、未涉及涉黄交易、无诱导行为，完全不构成违法犯罪行为。
简言之，公诉机关将日常普通社交闲聊、无任何违法意图和实质行为的沟通记录，全部机械计入犯罪作案次数，刻意堆砌“多次、多名”加重处罚情节，人为拔高案件层级，导致量刑建议畸高、罚过其责。除此之外，王某无任何暴力胁迫、欺骗拘禁、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的行为，无团队作案、规模化引流、长期职业化牟利的情形，未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受损、辍学流浪、恶劣网络舆情等严重危害后果，整体涉案情节显著轻微，远未达到法定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刑标准。
经查，王某系初犯、偶犯，无任何刑事、行政违法前科，过往一贯遵纪守法，无不良社会记录。本次涉案源于自身法律意识淡薄、网络言行随意，无主动恶意侵害未成年人、长期以此牟利的犯罪心态。案发后，王某深刻认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，内心极度懊悔，全程主动配合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的全部侦查、审查工作，如实供述全部聊天及沟通细节，无隐瞒、无串供、无毁灭证据、无抗拒执法等行为，坦白态度彻底。同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主动承诺严守法律底线、规范网络言行，全力配合司法机关整改教育，悔罪态度诚恳。
若按照公诉机关八年重刑的量刑建议判决，王某将面临长期牢狱生涯，终身留存重罪案底，彻底断送个人就业、社交、创业的全部人生机会，对其个人和普通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。为精准打掉错误加重情节、推翻畸重量刑、实现降档大幅轻判，王某家属委托专业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律师赵飞全全程出庭辩护，开展专项量刑攻坚。
二、辩护过程
赵飞全律师介入本案后，精准锁定本案核心辩护突破口：公诉机关对“多次、多名引诱未成年人卖淫”的加重情节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属于对案件事实的过度解读与不当拔高，本案无任何法定加重处罚情形，仅属于基础轻微涉案情节，结合当事人多项从宽事由，应当依法降档大幅轻判。
律师团队随即开展全维度精细化辩护工作，逐项拆解公诉机关的错误事实认定。首先，多次会见当事人王某，全面复盘全部社交沟通细节，精准区分“无效闲聊、普通社交、实质诱导犯罪”三类聊天记录，固定王某仅对单名幼女存在单次轻微诱导行为、其余均为正常网络闲聊、无多次作案、无多名涉案的完整事实，稳定当事人供述，杜绝事实认定偏差。
其次，全面深度审阅卷宗全部材料，逐条核对聊天记录、侦查笔录、线索核查报告、身份信息等核心证据，逐一剔除无违法内容、无诱导意图、无交易诉求的无效沟通记录，证实公诉机关统计的“多次作案”均为重复聊天、无效对话，未产生任何违法效果，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属性，依法不能作为加重处罚依据。
同时，律师团队积极补强全套从宽证据体系，调取王某无犯罪记录证明、社区品行表现证明、日常工作生活佐证材料、认罪认罚具结书、手写悔过书、坦白供述笔录等，完整佐证王某初犯、偶犯、主观恶性小、悔罪彻底、无再犯风险的核心从宽情节。此外，深度检索2025-2026年全国同类案件裁判判例，结合两高卖淫类刑事案件司法解释，明确引诱幼女卖淫罪“多次、多名、情节严重”的法定严苛认定标准，对比本案事实，证实本案完全不满足加重处罚条件，公诉机关量刑无法律依据。庭审中提交完整专业辩护词，核心辩护观点如下：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辩护人依法接受被告人王某的委托，担任其涉嫌引诱幼女卖淫罪一案一审辩护人。辩护人对本案基础罪名定性不持异议，但坚决否认公诉机关对本案“多次、多名作案、情节严重”的加重情节认定及八年畸重量刑建议，恳请法庭依法剔除全部错误加重情节，对王某降档从轻处罚，坚守罪责刑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第一，本案无任何法定加重处罚情节，公诉机关拔高案件层级无事实与法律依据。根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，引诱幼女卖淫罪情节严重，特指引诱三名以上幼女、三次以上实施有效引诱卖淫行为、造成未成年人重伤死亡、严重精神损害、重大恶劣社会影响、职业化规模化作案等情形。本案经完整核查，王某仅对单名幼女存在单次轻微言语诱导行为，未促成交易、未获利、无实质危害；其余所有未成年聊天记录均为普通闲聊，无任何涉黄诱导、交易沟通内容，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。公诉机关将无效社交聊天机械认定为作案次数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、法律适用偏差，加重情节依法应当全部剔除。
第二，王某主观恶性极低，不属于恶意职业化犯罪。王某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，本次涉案系法律认知薄弱、网络言行失范所致，无预谋犯罪、无恶意侵害未成年人、无长期以引诱未成年卖淫牟利的主观目的。全程未使用暴力、胁迫、欺骗、虐待等恶劣手段，未刻意诱导未成年人辍学、沉沦，人身危险性、社会危害性远低于同类恶性涉案人员。
第三，王某具备多项法定、酌定从宽处罚情节，依法应当大幅从轻。当事人到案后全程如实供述案件事实，构成坦白，无任何抗拒、隐瞒、串供行为；自愿认罪认罚，签署具结书，主动接受司法惩戒与教育；系初犯、偶犯，一贯品行良好，无不良社会记录；案发后深刻悔过、主动整改，清晰认识自身言行错误，无再犯罪可能性，多项从宽情节应当依法叠加适用。
第四，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严重失衡，违背司法裁判尺度统一原则。结合2026年最新同类案件裁判标准，单名幼女、单次轻微诱导、无交易、无获利、初犯悔罪的轻微涉案案件，量刑普遍在五年左右基础区间。公诉机关在无任何法定加重情节的前提下，不当拔高案件等级，出具八年重刑量刑建议，远超同类案件裁判尺度，量刑畸重、显失公正，恳请法庭依法予以纠正。
综上，恳请合议庭严格依照司法解释与裁判规则，剔除本案全部错误加重情节，结合王某轻微涉案事实及全部从宽情节，对其降档从轻处罚，彰显司法公正与教育挽救的司法初衷。
三、判决结果
人民法院经庭审举证质证、细致核查案件事实、严格适用司法解释、参考同类权威判例，全部采纳专业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律师赵飞全的辩护意见。法院依法认定，公诉机关指控的“多次、多名作案、情节严重”加重情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系对普通社交聊天的过度解读，依法全部予以剔除，本案仅属于基础轻微涉案情形。结合王某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初犯偶犯、真诚悔过、无再犯风险等多项从宽情节，依法降档轻判。最终判决：王某犯引诱幼女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。对比公诉机关八年的量刑建议，成功减刑二年十个月，彻底纠正了畸重量刑，实现极致减刑效果。
四、案例评析
本案是2026年引诱幼女卖淫罪中成功剔除错误加重情节、大幅降档减刑的标杆案例，充分体现了专业刑事辩护“精准纠错、把控量刑边界”的核心价值。司法实践中，办案机关常基于从严护苗的司法导向，对涉未成年案件从严审查，容易将普通网络闲聊、无效沟通机械认定为犯罪行为，随意叠加加重处罚情节，导致当事人面临远超案件本身危害的重刑。
多数当事人及家属不懂司法解释细则与量刑标准，面对公诉机关的加重情节认定和畸重量刑建议，往往无力辩驳、被动认罪接受重刑，错失大幅减刑的关键机会。实则，引诱幼女卖淫罪的“情节严重”有着严格的法定适用范围，并非只要涉及未成年聊天记录就可以加重处罚，无效、未产生危害、无违法意图的普通社交行为，依法不能计入犯罪情节。
本案胜诉的核心关键，在于专业律师精准区分了“普通社交闲聊”与“刑事犯罪引诱行为”的法律边界，逐条推翻公诉机关的错误事实认定，彻底打掉不当加重情节，将案件从重型档位拉回基础量刑区间。同时本案警示所有涉案人员，即便面临公诉机关的重刑指控，也无需放弃希望，及时委托专业的引诱幼女卖淫罪律师介入，精准攻坚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、量刑争议，完全可以实现大幅减刑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